编者按：今年８月２２日，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邓小平诞辰１００周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小平同志用他的一生实现了他对人民的承诺！中国人民也将永远从内心怀念他、感谢他！本期我们从不同纪念小平同志的书籍文章中，摘编了他的亲属和生前有关工作、交往人员以亲身经历讲述的故事，以此来缅怀伟人的风采。

　　
　　我的父亲邓小平
　　——“文革”岁月

　　毛毛

　　在北京东交民巷十七号内，父亲和母亲再次被禁锢起来。这次禁锢，既带有保护性质，也是政治性的处理措施。
　　“文革”复出后，父亲的举动实在太大了，他的态度也太不妥协了。父亲完全知道，这次复出后，但凡他的作为能够“随和”一点儿，毛泽东都会尽量保住他的。但是，在国难当头的时刻，他怎么能够为了保全自己而丧失力挽狂澜的机会，怎么能够为了一己之安危而放弃正义原则。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一条充满风险的不归之路。现在，虽然被再次打倒了，虽然每天在被大肆批判，但是，他的心是镇定的，是坦然的。他做了他所应该做的一切，他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和肯定，他可以问心无愧于今生了。
　　在东交民巷十七号这个并不陌生的环境里，在与家人子女音讯隔绝的状态下，父亲和母亲两人相依为命，开始了他们又一次的禁锢生活。一开始，他们自己打扫卫生和洗衣做饭，负责警卫工作的滕和松帮助买些粮菜。虽然身处逆境，但父亲尽量保持每日起居规律，用心灵上的镇定，对待枯燥的禁锢生活。“批邓”的浪潮一天高过一天，翻开报纸打开收音机，统统都是“批邓”的叫嚣。对于这些不断升级的“批判”聒噪，父亲以坦荡之心对之，完全不予理会。
　　“文革”中间，我们搬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夜阑人静之时，全家的人都在想着：爸爸、妈妈，你们现在在哪儿呀？作为邓小平的子女，我们自然是被“追查”的重点。我们异常高兴地发现，绝大多数人对我们非常好。单位里面的领导和群众，自发地保护我们，主动替我们打掩护。有的时候，当我们到单位的时候，会发现在桌子上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支持安慰我们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在政治高压面前这样立场鲜明，我们十分感动。我们为我们的人民感到无比的骄傲。

　　摘自《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

　　
　　我为小平当翻译

　　冀朝铸

　　
　　当年访美期间，邓小平的风格是友好而坚持原则，从不在原则问题上让步，但永远准备寻求双方的共同点。他和周恩来总理一样，工作都非常严谨。在和美国国会议员见面时，有些议员如杰西·汉姆斯参议员，就提出一些挑衅性的问题，如台湾问题。邓小平对这些问题都态度庄重而坚定地予以答复，强调台湾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的政策是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我们永远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因为没有一个中国的政府能放弃台湾，宣布说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邓小平到达的第二天，由卡特总统主持为他举行了国宴，被邀请的人都是卡特的内阁成员、国会议员和其他知名人士。在第一桌就坐的还有美国著名的思想进步的女演员雪莉·麦克兰，对中国很友好。她和邓小平谈得很热烈，谈了好多问题。她提到几年前曾访问中国的一个农村，有件事使她很感动。她遇到一位正在田里种西红柿的教授，她问教授，是否觉得在偏远的乡下干这种体力活是种损失，因为这样完全脱离了他在大学里的科研工作。那位教授说，正相反，他非常高兴和贫下中农在一起，从贫下中农那里他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本来邓小平和麦克兰边说边笑，谈得很高兴，但邓小平听完麦克兰的话后，马上脸上变得很严肃地说：“那位教授在撒谎。”这使麦克兰大吃一惊。卡特当时也正在听着邓小平和麦克兰的谈话，他马上理解了邓小平话的意思，就点了点头表示同意。在“文革”中甚至在“文革”前，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有时一去几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实际上是对人才资源的极大浪费，给人们造成了很大的痛苦，摧残了人们的健康。邓小平是党内少数试图制止这种做法的领导人之一。
　　摘自《人民政协报》

　　南方之行

　　陈开枝

　　
　　我是１９６４年８月５日奉调到广东省委工作，１９９２年陪小平同志视察南方以后，离开省委机关，到广州市工作。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时，我是全程操办。回忆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情景，看看今天我们党和国家的发展，就会更加深刻地理解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重大意义。
　　从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几个情节中，能够体会到他当时的心情。第一个情节：专列到武昌后，他下来到月台上散步。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和省长郭树言在休息室等着。小平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跟他说：湖北的书记、省长都在里面，要不要见一见？小平同志说：“那好啊，见一下吧。”一见面，老人家开口第一句话就问：“你们的生产搞得怎么样啊？你们的经济搞得怎么样啊？”关广富向老人家汇报了情况。接着，老人家就说了一通话，如作风要扎实，去抓工作、抓经济，等等。小平同志到深圳以后，我们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小平同志在湖北谈了什么？他说：谈话不多，整理后一共不到５００个字。小平同志在武昌的谈话，主要是谈作风问题的。传回北京后，中央办公厅很快就发了个文件，作出了关于加强作风建设的六条规定，即六个不准。
　　第二个情节是，按照原来的计划，１月１９日上午９点小平同志抵达深圳以后，上午休息，下午参观。但小平同志到宾馆后很快就走出来了，说要出去。我说：都商量好了，下午再出去。先休息吧。他说：“你不知道，我坐不住。”他说他也听到了关于深圳的一些怪话，他一定要出去看看深圳到底是怎么个情况。最后，我们只好陪着他去散步，给他汇报了一些情况。
　　第三个情节是，小平同志下午出去看市容，把深圳看了一个遍。沿途他一直很兴奋，看到了这里的变化、那里的变化。回到宾馆下车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让我更加震惊的话。他说：“那些人尽讲屁话！”他认为，那些攻击改革开放的人都在胡说八道。
　　总之，这三个小情节，可以看出他当时的心情。本来，他对中国应当怎么走，已经讲得很清楚：改革开放没有错，一定要高举改革开放这个旗帜。但是，在怎么走的问题上，当时确实有干扰。小平同志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这样严峻考验的历史关头视察南方，并发表南方讲话的。本来，他可以在北京找人谈他的想法，但他并没有这样做。他来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后，也没有开干部会来谈。我想，他主要是考虑自己已经退休了，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他视察南方期间，见到工人就跟工人谈，到哪个场合，坐下来就谈，从中看出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和风格。

摘自《中国党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