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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在陈云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6月1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陈云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6月1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陈云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00周年，深切缅怀他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建立的历史功勋，追思和学习他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崇高风范，进一步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投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同心同德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陈云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100年前的今天，陈云同志出生在江苏省青浦县练塘镇的一个贫苦农家。那时，中华民族灾难深重，外有帝国主义侵略，内有封建专制压迫，中国人民和许多志士仁人正在苦苦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陈云同志自幼生活在社会底层，饱尝艰辛。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唤醒了还在小学读书的少年陈云朴素的爱国情感。1925年，陈云同志在上海参加了五卅运动和工人罢工运动。在革命斗争的洗礼中，他认识到，必须要改造社会，才能解放人类。这一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把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作为终生不渝的奋斗目标。从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陈云同志先后担任党和军队的许多重要领导职务，无论是领导工人运动、农民运动还是参加举世闻名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无论是参加组织如火如荼的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斗争还是参加领导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的解放战争，无论是领导党的组织工作还是主持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无论是参加领导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还是主持东北经济的恢复和重建工作，陈云同志始终不畏艰险，勇挑重担，精心谋划，勤奋工作，以高超的智慧和卓著的工作，为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制定的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的实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赫赫功勋。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同志担任过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等职务，成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长期主持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创造性地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指导思想、工作方针和重大措施，为新中国成立初期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安定人民生活，为实行对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为有步骤地开展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和奠基，作出了突出贡献。陈云同志在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卓越才能，为毛泽东同志所赞扬，为全党所钦佩。“文化大革命”中，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并积极参与我们党粉碎“四人帮”的决策过程和斗争。在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同志同叶剑英同志、李先念同志等一起，积极支持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这次全会确立了邓小平同志在全党的核心领导地位，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决定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陈云同志在会上重新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并被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党的十三大以后，陈云同志担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陈云同志作为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同中央领导集体的其他同志一道，带领全党同志进行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制定和执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党的基本路线，正确解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推进新时期党的建设，推动干部队伍新老合作和交替特别是抓紧培养选拔大批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保持党和国家稳定，成功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在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蓬勃发展的伟大进程中，陈云同志作出了重大贡献。
陈云同志是我们党杰出的经济工作领导人。他长期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成功实践和取得的显著成就，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在经济建设的一些重大问题上，特别是在困难关头，人们总是希望听到陈云同志的意见，他也总是能够不负众望，洞悉全局，抓住要害，及时拿出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陈云同志具体部署和精心组织，全党全国共同努力，只用不到一年时间，我们党和政府就迅速实现了全国财政经济统一，稳定了金融物价，扭转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经济凋敝、物价飞涨、财经混乱的艰难局面。为推进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陈云同志深入调查研究，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积极借鉴国外有益经验，成功主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和执行，为我们党推进工业化积累了宝贵经验。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陈云同志作为这项工作的具体负责人，发挥了重要作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陈云同志对如何使刚刚确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更好地适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促进生产力发展，进行了积极探索。他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主张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进行的自由生产是补充；在流通领域，国家市场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的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补充。这是结合我国实际、突破苏联经济模式的一种新构想，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较早地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问题，并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采取力所能及的措施，力求把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遭受严重困难。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陈云同志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一起，部署和领导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工作，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措施，推动国民经济顺利恢复并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后，陈云同志曾主持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他系统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明确指出以往经济建设方面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左”的指导思想。他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还不行，还必须有市场调节。他的这个重要认识，对我们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曾经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次调整，使“文化大革命”给国民经济造成的严重困难状况得到明显改善，为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创造了必要条件。陈云同志积极支持和推动邓小平同志倡导的改革开放，并以自己长期领导经济工作的丰富经验，提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重要思想。陈云同志一贯主张，关系全国人民经济生活的事是第一位的大事，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经济建设必须做到综合平衡，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和进行必要的国家干预，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健康发展。他还强调，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要牢记“无农不稳”、“无粮则乱”的历史经验，等等。这些重要思想，对我们更好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陈云同志经常从人民利益的角度审视自己的工作，他说，我是管吃饭穿衣的，“如果我们不能解决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便站不稳”。这些朴实的语言，表达了他对党的经济工作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本质的深刻认识。陈云同志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深入探索和准确把握，为我们党领导经济工作和经济建设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党的十四大以后，陈云同志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但他依然高度关注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始终不渝地支持党中央的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同志们、朋友们！
陈云同志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充分表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胆略和高超政治智慧，形成的崇高思想、品德和风格，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陈云同志执着追求理想、始终忠于党和人民。陈云同志说，共产党员不仅应该为党在各个时期的具体任务而奋斗，而且应该确定自己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到底的革命的人生观。无论斗争如何艰巨、情况怎样复杂，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陈云同志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始终坚贞不渝，表现出共产党人不可动摇的意志和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陈云同志对崇高理想的追求，体现在他对人民的无限忠诚上，体现在他对人民的深切关注中。陈云同志有一句名言：“不解决实际问题谈为人民服务，则是空话一句。”他强调，我们共产党必须天天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不管是领导经济工作还是做其他工作，切实为人民谋利益都是他遵循的一贯原则。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把革命搞成功了，千万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们手里失掉。现在我们面临着如何把革命成果巩固和发展下去的问题，关键就在于要安排好人民的生活，真正为人民谋福利。他反复告诫全党，要防止脱离群众，鲜明地提出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著名论断。在陈云同志身上，对崇高理想的执着追求和为人民利益而不懈奋斗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陈云同志坚持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陈云同志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是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标志之一。他从长期实践和切身体验中总结出来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是一个充满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原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贡献。陈云同志强调，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把革命的和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要讲真理，怎样对于老百姓有利，怎样对于革命有利，就怎样办。为了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陈云同志敢于坚持真理，仗义执言，勇往直前，是为了人民利益敢于坚持真理的典范。在遵义会议上，陈云同志坚定地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支持会议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领导。粉碎“四人帮”以后，陈云同志坚决支持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支持邓小平同志对“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批评，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主张正确认识和评价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和平反冤假错案。凡是认定的真理、看准了的事情，陈云同志从不轻易放弃，只要党和人民需要，不论情况多么复杂，也不论形势多么险峻，他都会下大决心，坚定不移地干下去。陈云同志坚持真理、坚持原则的非凡胆识和坚定立场，充分展示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无私无畏精神。
陈云同志善于总结经验、崇尚真抓实干。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陈云同志深感自己责任重大。他说，全国人民把希望寄托于我们党的身上，我们有这样的责任，不能搞坏，搞坏了不是一个人、几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全国人民的得失。陈云同志强调：“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我们应该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去弄清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来决定政策。”陈云同志善于调查研究，脚踏实地工作，反对虚夸浮躁、急功近利。他从不发表空泛的议论，每讲一个问题，必定经过深入调查和周密思考，算大账高瞻远瞩，算小账明察秋毫。陈云同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他总是强调：“解决群众切身问题的办法，必须在群众中去讨论，到群众中去找寻。”“充分发动群众是开展一切工作的关键。”陈云同志坚持发扬民主作风，十分注意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特别是不同意见，反复权衡利弊，慎重决策，力求稳妥。同时，他勤于思考，从不墨守成规，总是从我国国情出发，从当时的实际出发，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创造性地提出开展工作的思路和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强调，工作要从一点一滴做起，踏踏实实，不能存侥幸心理，不能希望一蹴而就；工作一件一件来，每件工作做到底，就是最有成效，最快速度。陈云同志的这个鲜明的工作特点和领导风格，充分显示了真正马克思主义者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埋头苦干的革命精神和生机蓬勃的创造精神。
陈云同志一贯谦虚谨慎、始终淡泊名利。陈云同志具有坚强的党性，坚持原则，光明磊落，不居功，不自恃，始终能够摆正个人和党的位置。陈云同志在自己的革命生涯中也遇到过曲折，但他始终顾全大局，维护团结，既不随波逐流，也不消沉退避。陈云同志说过：“一个人最愉快的事，就是参加革命，为人民的利益而斗争。”他为党和人民作出了卓越贡献，但从来都把一切功劳归于党和人民。他说，任何人离开了人民，离开了党，一件事也做不出来；一个人为党做好工作，这是应该的，有了成绩，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他说，我们是党员，在党的领导下，适合老百姓的要求，做了一点事，如此而已，一点不能骄傲。陈云同志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克己奉公、一心为民的高风亮节。
同志们、朋友们！
陈云同志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就担任党中央的领导工作，经历了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几乎所有重大事件，参与了党中央在不同历史时期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和实施，多次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关键时刻、在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陈云同志把毕生的心血和精力都贡献给了党和人民，他的一生是伟大、光辉的一生。陈云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开展和成功，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巩固，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开创和发展，奉献了毕生精力，建立了不朽功勋，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威望，深受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尊敬和爱戴。陈云同志的丰功伟绩将永载史册，陈云同志的风采将永远留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心中，陈云同志的思想和品德将永远激励我们不断开拓前进。
陈云同志离开我们已经10年了。可以告慰陈云同志的是，10年来，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不懈地团结奋斗，我们已经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正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努力奋斗。
同志们、朋友们！
当前，我国改革发展进入了关键时期，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在按照党的十六大描绘的蓝图，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意气风发地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前景是无限美好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面对国内改革发展的繁重任务，我们的前进征程也是充满艰辛的。我们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紧紧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坚定不移地把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这是我们的历史责任，也是我们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最好纪念。我们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断巩固党和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我们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切实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继续深化各方面的改革，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我们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努力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交往，不断推进同世界各国的平等合作和互利共赢，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我们要继续扎扎实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大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先进性建设，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牢记“两个务必”，切实做到为民、务实、清廉，不断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使党始终成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领导核心。
同志们！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开拓进取，埋头苦干，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继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广阔道路上奋勇前进！
陈云：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前些年我应邀外出讲课，常讲：诺贝尔经济学奖金，应该颁给陈云同志。近来我想，这个评价太低了。那些获奖者同陈云同志比，不可同日而语。因为他们都没有在世界人口第一大国里做过实际工作，他们的理论，总是失之偏颇。例如，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等人强调自由市场，斯蒂格里茨则强调政府调控。而陈云同志，早在50年代初就提出了“大计划，小自由”的经济工作指导思想，既注意自由市场，又注意政府调控。这比那些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理论要全面得多，正确得多。我认为，陈云同志堪称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一、伟大经济奇迹的创造者，领导者
1950年10月，任弼时同志逝世后，陈云同志进入我国的最高决策层（当时的五大书记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经常在毛主席故居院中的大松树下议政决策。
那个时期，我国经济极为艰难。由于八年抗战（1937—1945），三年内战（1946—1949），经济秩序混乱不堪，通货膨胀严重之至，真可谓“国库空虚，民不聊生”。但在仅仅三年之间（1950—1952），经济秩序就步入正常轨道，为实行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定了基础。不但制止了通货膨胀，而且城市里基本上无人失业；农民绝大部分吃饱了饭，穿上了新衣，盖上了新被。这一成就使世界各国刮目相看。
那几年的经济逐步走上正轨，是在“边抗，边稳，边建”的“三边”情况（抗美援朝战争，稳定物价，恢复和建设经济基础）下取得的。在世界人口第一大国里，在连年战争、经济混乱的形势下，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就争取到经济稳定，天下大治的局面，不能不说是二十世纪的经济最大奇迹。试想，除了中国，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有过这种经历呢？没有！
这项奇迹的出现，应首先归功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全国人民的支持，同时，也应归功于当时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的陈云同志的杰出贡献，因为许许多多经济方针、政策、措施等等，多出自他的手笔。
二、总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当作经济工作的头等大事
陈云同志的名言之一就是“既要吃饭，又要建设”。在二者不可兼得时，先要保证“吃饭”。
陈云同志时刻注意市场和价格水平的变化。他的秘书、司机、警卫人员每次返乡探亲回京，他都要问：你们家乡的粮食每斤多少钱？猪肉多少钱？鸡蛋多少钱？
中财委时期，他就告诫大家不要盲目建设。他说，项目上多了，就要多发票子（货币）。而发了票子，收不回来，物价就要“波一波”（薄一波三字的谐音），人民生活水平就不稳定了。
在一五计划末期，他潜心研究化肥和化纤这两个密切关系到群众生活的问题，并向中央提出报告。
三、十分关心金融市场
据当年中财委办公厅秘书处长廖季立同志说，那个时期他每天上午的首要任务，就是把当天的金融日报（内部机要文件）摆到陈云同志的办公桌上。这说明陈云同志最重视的就是金融行情，包括货币发行、回笼情况以及外汇变化情况。而金融正是市场经济的集中反映。有人说，陈云同志是“计划经济”的典型代表。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见解，是不了解陈云同志的经济思想。
1961年1962年，中央重新请陈云同志主持财经工作，我记得陈云同志到长江下游地区作了深入调查后，中央发了内部急电：收回各地发票子的权力，恢复中央统一发行货币的权力和体制，绝对不许各地再滥发货币。接着，又发布了回笼货币的政策，即“高级馆子、高级糖果、高级袜子”（俗称三高）政策，将部分不急需的商品价格，提高若干倍（有的五、六倍，有的十几倍，视需要而定），以及其他政策、法令，包括2000万城市劳动力返乡，重新开放“自由市场”等等。在1965年前后，国民经济和物价水平基本恢复到正常水平。
要知道，如果不是请陈云同志重新主持经济工作，我国的国民经济不知还要糟到什么程度。在陈云同志复出之前，生产下降，物价飞涨，商品奇缺。民谚说：“七级工，八级工，不如农民一沟葱”，意谓一沟葱就可卖一百多元钱。有的农村，中华烟不是按条、按包、按支卖，而是抽一口两毛钱。小学生开学买不到铅笔刀，老太太做衣服买不到剪子，等等。
然而，陈云同志复出后，不过三年，经济生活，物价水平又趋于正常了。
四、精打细算，实事求是
陈云同志多次强调：该花的钱，一定要花，一分钱也不要少；不该花的钱，一分钱也不能花。他赞赏群众说的“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节约精神。1951年初的一次中财委全委大会上，他提到：朝鲜战场上的喷气机驾驶员，原定的伙食标准相当于五个小灶（注：那时干部食堂分小灶、中灶、大灶三个标准。小灶标准最高）。有的驾驶员知道后，坚决要求降低下来。他们说：毛主席才一个小灶，我们怎么能比毛主席高这么多？经过再三解释，好不容易才妥协降到三个小灶的水平。但是驾驶员上天以后，有的头晕，有的目眩，很危险。最后，仍按医生意见，恢复到五个小灶的伙食水平。
通过这件事，陈云同志教导我们花钱必须精打细算，必须实事求是，不能感情用事，不能搞绝对平均主义。
在当年学习苏联，引进苏联的计划编制方法、计划表格时，他也主张实事求是，不要照抄、照搬，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参照学习。但是，1953年成立国家计委后，经济指导思想不是“大计划，小自由”，而是“统一计划，分级管理”，个别领导同志过分地尊重苏联专家的意见，几乎是言听计从，导致我国的计划方法渗入不少繁琐哲学和照抄照搬的东西。例如，连各个城市的病床数、公共汽车数等等，也要纳入国家计划，实无必要。
五、强调调查研究
陈云同志另一句令人难忘的名言是：“情况弄清了，问题就解决了一半。”他听取汇报时，总是一定要先把情况弄清楚了，弄确实了，才来研究问题所在和解决问题的办法。上述的1961、1962年他复出后提出的经济调整的方针，和回笼货币、放开市场等一系列政策措施，都是经过大量调查研究之后作出的。他最反对“情况不明主意多，心中无数决心大”。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似乎是他做经济工作的习惯。
六、善于抓大事
陈云同志在大会，小会上，常说要抓“西瓜”，不要只抓“芝麻”而忘了“西瓜”。还告诫干部不要什么都抓，没有重点，不要想用十个指头同时按死十个跳蚤；并且强调，抓一件事，就要抓到底，抓出成果来，不要半途而废。1952年初，他说：“你们计划局（注：计划局是中财委里最大，最重要的局，三百多人，局长是宋劭文同志），如果每人每年都抓好、解决一件事，那就一年能解决三百多件事。我一年只抓一个‘字’。1950年，抓了个‘统’字，即统一全国财政经济管理，把建国前各根据地的银行（冀东银行、冀南银行……）和财政统起来了。1951年，我抓了个‘调’字，即调整工商业税率，把税负摆平了，调动了各地的生产、流通积极性，促进了城乡交流、城乡互助，争取到全国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
关于陈云同志抓大事，抓战略性问题，我还记得一个例子。
1950年冬，计划局综合处长戴新民同志命我去旁听陈云同志召集的橡胶会议。早上8∶40，我到了陈云同志办公室的外间（即会议室）。9∶00以前，军委有关部和政务院有关各部的领导同志都到齐了。9∶00整，陈云同志由里间出来坐下，说：请大家谈谈上次会议后的情况和问题。接着，各部领导同志先后分别汇报情况。有的说，前线（指朝鲜前线）现需轮胎、三角带若干，急需胶鞋若干万双，许多战士在冰天雪地还穿着布鞋，光着脚板……有的说，今年进口橡胶（注：指天然橡胶。那时还没有合成橡胶）只能有12万吨，其中8万吨还要转口给苏联，我们只有4万吨，不敷需要……有的说，橡胶制品的填充剂（炭黑、锌钡白等）也不足……等等。
那时我23岁，参加工作不久，参加那样的高级会议更是第一次。我虽然不停地在笔记本上记录，但是脑子里却像一盆浆糊。心想这么复杂的事情，漫无头绪，不知要议论多久？
陈云同志在听取汇报时，全神贯注，双目炯炯有神，只是听，很少发言。有时插一句短话，只是为了请人讲得更具体，更清楚。
时间到了11∶40。陈云同志说：“好！现在让我讲几点意见。”于是，他从当前形势任务讲起，非常简要明确地分析了存在的主要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各个部门的分工，把非常复杂的问题，分析得非常明晰，分工又非常明确具体。最后，他问大家：“这么办，行不行？”大家异口同声地拥护说：“行！就照陈云同志说的办！”陈云同志说：“好！就这么办。散会。”我看了下表，正是12∶20。40分钟，把一件件重大事情，既有支前物资装备和进口商品的现实问题，又有发展橡胶战略问题，处理得那么干脆利落，这是多么高的领导水平呀！
七、朴实无华
陈云同志穿着朴素，平易近人，谦逊和蔼。同干部谈话时，不论干部的级别高低，一律称呼同志。每次谈完话，还总要问一句：“××同志，你看这么办，行不行？”或“怎么样？”中财委的干部，不论对陈云同志或中财委的其他领导同志，也不论当面或背后，都称“××同志”，而不称“×主任”、“×局长”……干部之间，也都不称官衔，而称“××同志”或“老张”、“老李”等等。
陈云同志的夫人于若木同志，时任专家联络室主任，干部都称她“若木同志”或“于大姐”。当时，很多干部甚至不知她是陈云同志的夫人。
有了这样好的领导，所以中财委的作风朴实，上下级关系不是“猫鼠”关系，而是平等关系，彼此和睦，亲如家人。领导同志待我们这些年轻人，视若弟妹。上级不威气凌人，下级不拍马奉迎。大家都讲真话，讲实话，工作之余，有时还开点玩笑，搞点幽默。那个时期，是我最难忘的时期之一。
八、辩证地看待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前面已经提到，陈云同志的经济指导思想，是“大计划，小自由”，他不要求事无巨细，统统纳入国家计划。
陈云同志说的“小自由”并不“小”，它包括农业及广大的手工业、小商贩及私营工商业领域。对这些大量的经济单位，他是在宏观指导或政府指导的前提下，让他们自由竞争的。例如，1950年起，每年春耕前的人民日报头版，都登载棉粮比价表，即公布每年政府在各省、市、自治区收购棉花（分等级）、粮食（分品种、分等级）的价格（以后又增加了猪的收购价）。各地农民正是按照这些价格确定自己的地里种什么，种多少。那个时期，农民高兴地称之为“一年早知道”。
他说的“鸟笼子”，就是政府的计划和调控，或称作宏观调控。就是要求把“财政、金融，重要物资，进出口贸易总额”这四大平衡，算清楚、控制好。只要国民经济的大账掌握好，不出大乱子，国民经济就会稳步发展。他的“鸟笼子”好比如来佛的手掌，孙悟空（市场中的竞争者）怎么跳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即国家经济不会失控。
最近东南亚及其他地区的金融危机，正是由于放任市场（包括资本市场）而造成的。美国的斯蒂格里茨，近年来也强调政府调控。大量事实说明，陈云同志50年代初就强调政府调控必不可少，说明了他的“先见之明”！
陈云同志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留给我们党、留给经济学界的宝贵遗产，却是长存的。
新中国经济战线的奠基人——缅怀陈云同志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巨大贡献
深受全国人民尊敬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同志，离开我们5年了。人们在欢呼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时，都深切地思念着这位新中国经济战线奠基人的治国安邦的丰功伟绩，缅怀他老人家的高尚品德和革命风范。经济战线的广大干部职工，特别是像我这样一个曾有幸在陈云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过一段时间，受到他多方面的亲切教育的人来说，思念之情更是难以用语言、文字表达的。
陈云这个名字，我是1943年至1944年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参加整风运动中知道的。当时中共中央规定的整风学习文件中，有陈云同志的一篇重要著作：《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通过学习这篇文章，使我这个入党时间不长的新党员，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党性、党风教育，初步懂得了“什么人有资格加入党”，懂得“共产党员不仅要积极参加抗日，而且要为共产主义奋斗”（我要求入党时，就是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不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的远大理想）；初步知道了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共产党员，知道“要把革命的和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革命的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来处理一切个人问题”，要“牺牲个人利益，服从革命的和党的整个利益（1）”。从这时起，我就对陈云同志产生了一种非常崇敬的心情。
我见到陈云同志是建国前夕的1949年6、7月间。当时，陈云同志刚从东北局调到中央工作，担任新成立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简称“中财委”）主任，负责领导全国的财经工作。他一到北京，就急于了解全国各个解放区的财经情况，要看一些重要的带全国性的统计资料，以便于筹划统一管理全国的财经工作。当时“中财委”的秘书长薛暮桥同志要我将已有的资料抓紧整理成一份比较全面的汇报材料，并带我从香山（原中央财经部进北京后驻在香山办公）赶到城里东郊民巷陈云同志的办公室去汇报。去之前，我一方面急切地想很快见到久已崇敬的陈云同志，另一方面又有些紧张，怕整理的材料不符合要求。见到陈云同志以后，紧张的心情马上就消失了。陈云同志那种平易近人的作风和亲切和蔼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没有一点紧张、害怕的感觉。此后不久，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陈云同志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原“中财委”的干部都转到财经委员会，我也随之到了财经委工作。从1949年到1952年这三年多时间里，因工作关系，我与陈云同志接触很多，经常聆听他的指示，接受他直接分配的任务。1953年初，我调离财经委员会到别的单位工作，但一直没有离开财经部门，经常能听到他对财经工作的指示，时不时地也能见到陈云同志，受到他的教育很多也很深刻。
我在陈云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时期以及同他老人家多年的接触中，给我的总的感觉是：他善于抓大事，抓关键问题，而且抓住不放，一抓到底，抓一件成一件，件件有着落，件件有成效；他不调查研究不发言，从来不轻易讲话，但一讲就讲到点子上，令人不能不心服口服；他平易近人，生活俭朴，作风民主，多谋善断，善于乐于听不同意见和反面意见。下面我讲几件亲自经历、感受很深的事情。
一
建国初期我们面临的财政经济形势是十分严峻的。1949年与全国解放前的最高年份比较，农业总产值下降20%以上，工业总产值下降一半；交通严重破坏，城乡交流阻塞，津浦、京汉、粤汉、陇海等主要铁路干线，没有一条可以全线通车，公路有三分之一不能使用；人民生活严重下降，可以说到了艰难竭蹶，无以卒岁的地步。更为突出的困难是，连续12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情况，严重地影响着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和人民生活的安定。从1937午7月到1949年5月的12年中，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货币，从法币到金圆券，共增发了1400多亿倍，同期物价上涨了8400多亿倍（以战前的法币计算），达到了天文学的数字。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的货币几乎成了废纸，城市中到处以金条、银元、美钞、港币为交换手段，广大农村则普遍流行着以物易物。总之，国民党政府留下的支离破碎、千疮百孔的烂摊子，需要新生的人民政府抓紧治理，尽快地建立起新的经济秩序。
面对这种严峻形势，主管全国财经工作的陈云同志，身上担子之重，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百废待举，千头万绪，重点抓什么？怎么个抓法？陈云同志经过多方面调查研究，反复深入思考，首先抓了统一管理全国财经工作和稳定物价的斗争。他说：“老百姓对我们是拥护的，对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土地改革，是赞成的。但老百姓不仅在军事上、政治上看我们，他们还透过经济看我们，看物价能不能稳定，还饿死不饿死人。这些问题是老百姓关心的，也是对我们的考验（2）”。事实确实如此。解放初期不少中外人士对我们能否管好经济抱有疑问。从国外看，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不甘心他们在中国大地上的失败，说什么共产党能够打天下，不能治天下，算定我们解决不了自己的经济问题，并对我们实行封锁、禁运、制裁，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从国内方面说，上海的资本家就不相信我们有能力管好财经工作，要在经济上同我们较量。1949年下半年到1950年初这一期间，上海出现的金融风暴（倒卖银元、黄金、美钞，抵制人民币流通等）和几次物价波动、暴涨，就是这种较量的表现，只不过失败的不是人民政府，而是他们自己。在活生生的事实面前，他们不得不竖起大姆指，说共产党是人才济济，称赞陈云是了不起的人。
如何迅速、有效地渡过财政经济难关？从几次较量的实际分析，从为争取全国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全局着眼，陈云同志认为，不论从支持全国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从根本上克服财政经济困难方面来说，还是从增加财政收入，减少财政赤字，逐步实现市场物价稳定的要求来说，都必须改变过去各个根据地、解放区分割，不得不实行的那种财经工作分散管理的格局，实行全国财经工作的统一管理。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意见。1949年12月28日，陈云同志亲自起草的答复华东财委并发中南、西南、西北等大区财委的电报中，就明确提出财政经济要统一管理。经过充分酝酿、准备，政务院于1950年3月3日发出了由陈云同志亲自起草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同时，相应地作出了统一财政收支管理、统一仓库物资清理调配、统一公粮收支调度、统一国家机关现金管理、统一国营贸易实施办法等一系列具体规定。3月10日，陈云同志又亲自为《人民日报》撰写了一篇题为《为什么要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的社论，全面阐述上述决定的重要意义和主要内容。事实证明，统一管理财经工作的决定，是非常及时的，完全正确的。随着这一决定的贯彻执行，很快就实现了全国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和物价的基本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短短半年的时间，即1949年10月到1950年3月，就实现了财政收支基本平衡，做到了使延续多年的不断上涨的物价稳定下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毛泽东主席曾高度评价这一胜利，说它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为指挥经济战线上这一战役，实现出奇制胜的要求，陈云同志全力以赴，日夜操劳，殚精竭虑，稳扎稳打。他于1949年7月下旬亲自去上海调查研究，明确提出并具体帮助上海解决“两白一黑”的问题。“两白”，一个是大米，一个是棉花，“一黑”就是煤炭。大米是保证市民吃饭，棉花是保证棉纺厂恢复生产，并掌握棉纱棉布货源，保城乡人民穿衣；煤炭是保工业生产和市民的燃料供应。这三样东西，既关系民生、工业生产之必需，也是与投机资本作斗争，保持市场物价稳定而必须掌握的重要物资。为此，陈云同志亲自部署从四川、江浙等地调粮，从华北、中南调棉调煤，并具体指挥运输调度。再如，为了掌握全局的财经情况，了解市场动态，及时研究对策，陈云同志每天早晨上班至少要看三张统计表：一是前一天上海、天津、北京、武汉、西安等主要城市的物价变动情况统计表，二是前一天这些主要城市国营贸易公司的重要物资库存情况统计表，三是前一天各地的税收收入、货币投放和财政收支情况统计表。我当时在贸易处工作，每晚根据各地的电报报告，具体负责作前两种统计表，并于当晚十二时以前送到陈云同志办公室。有时陈云同志看了统计表以后，认为还有不清楚的地方，就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进一步查询，常常是查问我国营贸易公司的出售价（通称“官价”）与市场价（通称“黑价”）之间的差别情况。陈云同志还挤出时间，亲自作市场物价情况调查，经常到王府井大街、前门大街、东单菜市场等地逛市场、看商店、察行情、听意见，看日用百货、蔬菜、肉食等的供应情况和物价变化动态，掌握第一手材料。再如，为了全面、有力地打击投机资本的猖獗活动，稳定市场物价，陈云同志对国营贸易公司掌握的粮食、棉纱、棉布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这些物资也是当时投机资本冲击的对象），除了正常的吞吐以外，什么时间集中向市场投放，一次抛售多少，都亲自作布置，并要求各主要城市要在同一时间一齐行动，以收事半功倍之利。1949年10月15日从上海、天津开始，接着波及华中、西北地区，发生了一次很大的全国性物价波动，这是投机资本兴风作浪，是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同我们的一次大的较量。陈云同志亲自指挥了平息这次物价波动的斗争，在短短几天的时间里，就止住了物价上涨势头，稳定了市场，并给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的投机资本以歼灭性的打击。事后，上海的资本家说：中共此次不用政治力量，而能稳住物价，给上海工商界一个教训，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
二
全国财经工作实现统一管理后，国家财政、金融状况大为好转，各地物价迅即趋于稳定。但新的问题又冒出来了。这就是：从1950年4月份开始，各地市场上出现了商品滞销的新情况，很多工业品卖不出去。并由此引起不少私营工厂停产减产，或者关闭；许多商店歇业；失业人员增加，整个经济又面临新的困境。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从根本上说，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在改组改造过程中走向新生、走向重建、走向繁荣的一种难以避免的现象。具体说来，主要是由于在稳定物价的斗争中投机资本受到严重打击，过去多年战争期间形成的虚假购买力一下子消失了而引起的；同时，旧的城乡关系基本上被打乱，新的城乡交流秩序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以及城乡人民的购买力低。为了尽快扭转这种不利的局面，活跃城乡经济，帮助私营工商业渡过这一暂时的困难，陈云同志这时又集中力量重点抓了调整工商业的工作。陈云同志在当年5月下旬召开的上海、天津、北京、武汉、广州、重庆、西安等七大城市为主的工商局长会议上，提出了扭转商品滞销、解决工商业困难的具体措施。接着，在6月上旬召开的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他又提出了调整公私关系和整顿税收的意见。6月中旬又在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关于经济形势、调整工商业和调整税收诸问题》的报告，并相应地确定了对私营工商业采取加工订货、调整价格政策和税收政策等具体措施，兼顾公私利益，协调公私关系。陈云同志所提出的这些政策措施，是深入调查研究、多方听取意见的结果。
这里我讲一讲自己亲自经历的陈云同志研究价格政策的问题。全国商品出现滞销情况以后，有人说“工业品生产过剩了”，要求降低工业品价格，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针对这种意见，1950年5、6月间，陈云同志指示我到北京图书馆去查阅抗日战争以前的《大公报》、《益世报》，要我把当时报上刊登的大中城市的主要工农业产品价格，如棉布、棉纱、粮食、棉花等的价格都抄录下来，然后与现时的同类产品价格作一对比，看看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变化情况。起初，我只查阅抄录了1936年和1937年上半年的一部分商情，并整理了一份主要工农业产品价格对比资料送给陈云同志审阅。他看了以后，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这份资料不全面，只用一年半年的价格进行对比，带有偶然性、局限性，不能准确地说明剪刀差的变化情况，应该用战前十年或者五年的平均价格进行对比，才便于研究、说明这个问题。于是，我按照陈云同志的指示，又去北京图书馆查抄有关的商情资料。为了早日交卷，有时经过图书馆领导特别批准，就将有关报纸借回机关加班查抄，由于资料不全，没有能够完全达到陈云同志的要求，但比第一次的资料要全面一些，系统一些。经过整理后，即报请陈云同志审核。资料送去不几天的一天下午，陈云同志又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去，当面听取我的汇报，并与我讨论。我在汇报中根据收集到的价格资料，说明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比战前扩大了的具体情况，并建议适当降低“龙头布”、“五福布”（这是当时上海和天津生产的两种有代表性的很受群众欢迎的名牌白细布，也是我们稳定市场物价的主要物资）的价格，以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开始，陈云同志并没有讲什么意见，只是向我提了很多问题，而且问得很具体、很详细，其中有的我能回答，有的则回答不出来。我至今记得很清楚的一个问题是，陈云同志问：按照你提的降低每匹“龙头布”、“五福布”价格的意见，每个农民平均一年能得多少好处？我就回答不出来，因为我事先没有进行这方面的具体计算。在我们两人讨论中，陈云同志不同意我提的降低布价的意见，但我还是找这样那样的理由与陈云同志争论，坚持自己的意见。由于我坚持己见的态度，大大推迟了陈云同志下班的时间，但他并没有不高兴，而是继续用他经过多方面对比研究，全面考虑的意见，对我进行耐心的说服。他说：现在的问题，不是把每匹布的价格降低几毛钱（指按战前的价格计算），以减少农民一点支出，而是如何尽快恢复和搞活城乡物资交流，使农民手里的农副土特产品能够很快卖出去，以增加农民的收入，提高农民的购买力。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他还把做好这项工作农民可能增加的收入详细算了一笔账。我听了陈云同志这种有根有据的分析，不能不放弃自己原来的观点，心悦诚服地赞成他的意见。这次谈话，给我的教育是很深刻的。陈云同志善于从全局提出问题，考虑问题，善于抓住问题的本质进行细致周密的对比研究，提出与众不同的真知灼见，以及他乐于听取不同意见甚至是反对意见的民主作风，都使我终生难忘。
陈云同志亲自制定的调整工商业的各项政策和一系列具体措施实施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全国的经济情况就大为改观，工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迅速活跃起来，城乡市场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陈云同志1951年4月在总结1950年的财经工作时，非常概括地指出：“去年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只有两个重点，一是统一，二是调整。统一是统一财经管理，调整是调整工商业。统一财经之后，物价稳定了，但东西卖不出去，后来就调整工商业，才使工商业好转。六月以前是统一，六月以后是调整。只此两事，天下大定（3）。”
三
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胜利完成，为我国开始有计划地大规模经济建设提供了前提条件。这时，陈云同志又按照中央的要求，把工作重点转到拟订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方面。早在1950年上半年，全国财经工作实现统一管理，财政经济状况开始好转以后，陈云同志就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进行了初步考虑，对建设的轮廓提出了一些设想，他首先考虑的是农业和水利建设，再就是铁路建设，也考虑了钢铁、机器制造、化肥等工业的建设。只是由于下半年出现了抗美援朝的新情况，使得这些设想没有能够具体化。到1952年下半年，全国土地改革已经基本完成，抗美援朝战争也已胜利在望，特别是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即将完成，陈云同志就及时地将工作重点转到“拟定建设计划，准备干部，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上来。他和周恩来总理、李富春等同志一起，主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当时苏联帮助我们设计和建设的156个大项目，其中不少是由陈云同志亲自召集专家、技术人员和有关干部认真审查后才决定具体方案的。《陈云文选》第二卷中刊载的他亲自起草的向中央所作的《审查一个工厂初步设计议定书的报告》，就是一个典型事例。从这份对哈尔滨铝合金加工厂的初步设计审查报告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陈云同志抓工作之具体、细致，一抓到底、高度负责的精神，是何等的珍贵！多么值得我们学习！
经过多方面听取意见，反复讨论修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大体定下来以后，陈云同志于1954年6月30日向中央作了《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几点说明》的汇报。汇报提出，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做好计划工作。他在讲了要注意处理好“农业与工业的比例”、“轻重工业之间的比例”、“重工业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工业发展与铁路运输之间的比例”之后，强调指出：“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但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具体比例，在各个国家，甚至一个国家的各个时期，都不是相同的。……唯一的办法只有看是否平衡。合比例就是平衡的；平衡了，大体上也会是合比例的”。“我国因为经济落后，要在短时期内赶上去，因此，计划中的平衡是一种紧张的平衡。……样样宽裕的平衡是不会有的，齐头并进是进不快的。但紧张决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4）”。这是陈云同志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对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学说的具体运用和发展。
第一个五年计划确定的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的增长幅度，以及各项重要建设指标等，都是稳妥可靠、留有余地的。加上在实施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有效的措施，计划的执行是相当顺利的，有些指标在1956年就提前实现了。实事求是地说，这时的整个经济形势是很好的。各方面的发展基本上是快速的、健康的。
1955年7月31日，毛主席在省委、市委和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批评当时主管农业的负责同志像“小脚女人”，行动迟缓。同时，也提出了其他方面的某些人右倾保守问题。毛主席报告后，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紧接着，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也波澜壮阔地在各地展开。有了“三大改造”的高潮，加上公布《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要求粮食、棉花产量增加一倍半以后，不少地方和部门的领导人的头脑开始热起来，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急躁冒进的计划，要求建设投资加码，发展速度加快。这样，就使原定的1956年财政预算和信贷计划都突破了，财政出现了赤字，银行多发了票子，市场上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供应也都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紧张局面。为预防这一趋势的发展，及时纠正急躁冒进的情绪，总管财经工作的周恩来总理和陈云同志组织《人民日报》发表了“反冒进”的社论。随后，担任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组长的陈云同志，又在1957年初中央召开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会议上发表了《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重要讲话。这篇讲话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前四年执行的情况和实践经验，鲜明地提出了“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的观点，提出了著名的财政、信贷、物资必须保持平衡（后来又提出了外汇平衡）的论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再次明确提出了要重视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问题，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关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理论。
在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在周总理和陈云等同志的具体组织指挥下，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于1957年全面超额胜利完成了。
四
历史的前进不总是一帆风顺的，往往要走曲折的路子。一种科学的论断，一个正确的思想、观点，也常常不是一下子就能被人们所接受。陈云同志的上述科学论断和正确的思想、观点，尽管历史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但在当时却被一部分急于求成、头脑发热的同志视为泼冷水，是“右”的观点，没有被接受。他的“反冒进”意见，还受到了不公正的批评。此后一段时间内，陈云同志实际上失去了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权。
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从1958年开始，全国经济跨入了“大跃进”的时代。一时间，“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盛行。要求全国钢产量翻番，结果使几千万人上山大炼钢铁，大量的粮食、棉花等农产品烂在地里没人收。记得这一年的11月下旬，我去河南郑州找省统计局核实钢铁“放卫星”的实际数字，乘火车路过新乡时，看到路两边的棉花地里还是白花花的一大片，被霜打蔫了的棉花，东歪西倒地堆在那里，由于农民上山大炼钢铁而没人收。当时心里难过极了。到了郑州我就同省统计局局长讲了这个情况，他告我这是全省的普遍现象，不是新乡地区特有的，并好意地要我不要提意见。这一年的工业生产虽有增长，但各地上报的数字水分很大，浮夸得厉害，品种、质量问题也都相当严重。
“大跃进”开始后，陈云同志的处境是困难的。但他还是尽可能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提出自己的意见。据我所知，1958年中央在北戴河会议上决定的当年钢产量翻番任务，达到1070万吨（注：1957年全国钢产量完成535万吨），陈云同志是不赞成的，他曾建议中央不要公布这一数字，以免被动。1959年的钢产量计划，国家计委原来提出要搞2000万吨，陈云同志认为做不到，亲自去国家计委做说服工作，建议把指标降下来一些。1958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中央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确定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为1800万吨，并对外公布了。到了1959年第一季度，由于钢的计划指标过高，从实际执行的情况看肯定不可能完成，因之引起毛主席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当年3月下旬至4月初，在上海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上，毛主席对国家计委和一部分地方的负责同志提出了批评，对陈云同志作了表扬，说在武昌会议讨论钢的产量指标时大家都不肯压缩，只有陈云同志提了不同的意见。这次会后，毛主席还是不放心，就委托陈云同志落实钢铁生产指标。陈云同志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就钢铁工业内部的各个环节，从矿石、焦炭、耐火材料到炼铁、炼钢、轧钢设备以及运输能力等都作了详细的调查，于当年5月11日就落实钢铁指标问题向中央政治局作了报告，提出把1959年钢的生产指标定为1300万吨。经过讨论，中央同意陈云同志的意见。当时，陈云同志曾说明，提出1300万吨这个数字，只是初步的，只提供政治局考虑，不希望作出最后决定。这说明他实际上还是不放心的。计划执行结果，完成了1300万吨的任务并略有超过，但这是花了很大代价才达到的。
1961年底，我由国家统计局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新成立的财经组工作。接着就参加了1962年初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亦称“七千人大会”）的具体会务工作。这时，我又能常见到陈云同志，直接听到他的讲话，接受他的教诲。这里我讲两件自己受教育最大的事情：
一是，陈云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中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怎样使我们的认识更正确些》的重要讲话。在这篇讲话中，我第一次听到陈云同志关于“交换”、“比较”、“反复”六个字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生动具体阐述。他这篇讲话还有针对性地强调指出：“领导干部听话要特别注意听反面的话”。“在党内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大家不说话”。并说：“调查研究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找有各种不同看法的人交换意见，也是一种方法，而且是一种重要的方法”。这篇讲话在大会全体代表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一致认为讲出了大家的心里话，表示完全拥护。我作为大会的工作人员，受到的教育更是不言而喻的。
二是，在“七千人大会”期间，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先后在大会上讲了话，只有陈云同志没有讲话。在一次大会上，当周总理就国民经济的调整问题讲完话之后，主持会议的毛泽东主席提出请陈云同志讲话，陈云同志说：不讲了。毛主席接着说：你这个人啊，是不调查研究不发言。事实确实是这样。据我所知，为了克服当时经济方面的严重困难，调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状况，缓解市场商品供应紧张的局面，解决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必需的生活用品，陈云同志作了大量的多方面的调查研究，甚至请专家和有关人员座谈研究保障一个人一天生活最低需要多少卡路里热量的问题，以及采取哪些具体措施保证供应。但由于大家对形势的看法、对困难程度的估计不一致，对克服困难的快慢的认识也不统一，因之他没有在大会上讲话，认为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调查研究，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
“七千人大会”以后，中共中央为进一步深入讨论当时的经济形势和克服困难的办法，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又称“西楼会议”，陈云同志在会上对当时的经济形势和克服困难的办法，作了一个重要发言，受到出席会议的同志的一致赞同。主持会议的刘少奇同志听了，认为讲得很好，要他到国务院会议上去讲讲。按照少奇同志的意见，陈云同志于2月26日在国务院召开的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和国务院各部门全体党组成员参加的大会上，作了《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重要报告。他在报告中具体透彻地从农业、基本建设规模、货币发行、城市人民生活等五个方面分析了当时面临的困难，也从五个方面讲了克服困难的有利条件，他提出了六点克服困难的具体意见。
我参加了在国务院小礼堂举行的这次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会议的气氛可以说是好多年没有过的。会议开始时，李富春同志和李先念同志先讲，反映不热烈。而陈云同志一讲，会议的气氛就不同了，全场立刻活跃起来。他的讲话不断被全场的热烈掌声打断。他越讲越起劲，身上出汗了，就自己脱去上身的毛衣继续讲。这是我过去从来没有见过的。陈云同志的讲话，他提出的克服困难的办法，与他历来的讲话一样，既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空洞承诺，而是条条实在，着着可靠，既行得通，又便于具体操作。大家听了后，都抑止不住高兴的心情，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一致认为，困难可以克服，希望就在眼前。到会的部长、主任等各部门的负责同志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热烈鼓掌，我想道理也就在这里。
中央财经小组恢复后，陈云任组长。周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小组会议，讨论修改《关于调整1962年计划的报告》。这个报告稿的内容，把陈云同志的主要意见都写进去了。当时，陈云同志去了外地，报告稿定了后，周总理指派财经小组秘书薛暮桥同志专程去向陈云同志汇报，征求他的意见。陈云同志听了汇报后，表示完全同意，并请暮桥同志将他的意见报告总理。这份计划调整报告，提交给5月份少奇同志主持召开的有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周总理在会上作了专题发言。我作为会议工作人员参加了这次会议，看到到会各地负责人对形势的估计，对困难严重程度的看法，确如陈云同志分析的那样，并不完全一致。讨论中有的人仍在唱高调，对报告中提出的克服困难的具体措施、特别是动员城市人口下乡的措施，表示不赞成；但大多数人还是同意总理的报告的。少奇同志在作会议总结发言时，再次对当时形势作了透彻的分析，肯定了总理代表财经小组所作的报告。会后，这个报告经毛主席批发全国遵照执行。
贯彻执行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实施国务院、周总理和陈云同志提出的克服困难的一系列具体政策、措施，全国财政经济情况迅速有了好转。全国经济1962年、1963年摆脱了困难，逐步全面恢复，1964年发展加快，1965年、1966年则全面发展，结束了恢复阶段，步入了新的计划发展阶段。这一期间，从调整到发展，农业增产，工业增长，市场开始繁荣，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周总理的亲自组织指挥下，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不但开发了举世闻名的大庆油田，还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发射了自己的导弹，极大地振奋了人心，壮大了国威。
五
陈云同志在领导经济工作时，始终把农业放在第一位。早在建国初期他主持中财委工作时，就明确提出“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他亲自抓粮食的生产、收购、销售和调运工作，亲自抓城乡物资交流，亲自研究确定合理的粮棉比价（当时定为8斤小米换一斤棉花），逐步解决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问题，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研究我国农业的实际情况和外国发展农业的方针、措施，认为我们不能走美国等国家主要靠扩大耕地面积来增加农业产量的路子，我们的方针主要应是“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据此，他提出发展水利，发展化肥工业的意见，这个意见，后来被称作“化学化”、“水利化”。早在1951年，他就明确提出中国水资源不足的问题，提醒大家应有充分准备。时间过去近五十年，经过反反复复的实践经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是多么有远见的预言！
在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在计划的说明中，陈云同志首先想的讲的也是农业问题，讲比例关系，第一个说的就是“农业与工业的比例”。对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编制，他强调要按照毛主席《论十大关系》的要求，依照农轻重的次序进行安排，并具体部署了化肥、化纤的生产建设。他十分重视粮食工作。被人们称为建国初期经济战线上“三大战役”之一的粮食统购统销工作，是他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他兼任商业部长时，亲自抓蔬菜生产、生猪生产和菜、肉供应问题。到了三年困难时期，他提出的克服困难的办法，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生产”。为了缓解农业的压力，给广大农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他在1961年初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进口粮食问题”，他说：“现在有进口两百万吨粮食的可能”，“如果有四百万吨粮食进来，那我们今年的日子就比较好过一些了”。这一年，为使工业更好更有效地支援农业，他还就加速发展氮肥工业的问题向中央写了报告。中央同意这个报告，并以中央文件正式下发各地、各有关部门遵照执行。这一年，他还亲自回家乡上海郊区青浦县进行农村调查，就发展养猪的政策，是否推广种两季稻，以及留足农民的自留地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重要意见，对解决当时的农业问题，克服经济困难，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打倒“四人帮”以后，陈云同志恢复了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重新被委任担任国务院新成立的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这是我党历史在重要转折时期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深受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欢迎和拥护。对经济战线上的同志们来讲，尤其是长期做财经工作的老同志，更受鼓舞，认为中国的经济工作有陈云同志出来领导，又大有希望了。他当时提出的问题，发表的意见，虽然不多，但个个切中时弊，条条击中要害，使人既明辨了是非，明白了事情的本质，又增强了前进的信心，看到了希望。这里我讲一下自己亲自经历的陈云同志在1978年11、12月期间中央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情况和大会的反响。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原定的议题是讨论经济、计划问题，讨论中央政治局常委、主要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从1979年开始转移到现代化建设方面的问题，并通过相应的文件。我当时在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分管计划工作，随同省委、省革委主要负责同志列席了这次会议。会议于11月10日开幕，原定先用两三天时间讨论工作着重点转移问题，然后讨论具体经济问题和1979年的计划草案。大会采取按大区分组讨论的办法进行。陈云同志参加东北组的讨论。他于11月12日作了第一次发言，首先表示完全同意中央关于工作着重点转移的意见，接着他从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局着眼，明确提出中央应为薄一波、陶铸、王鹤寿、彭德怀等同志平反冤假错案的问题，提出“天安门事件”的定性和批评康生的错误问题。陈云同志的这一发言，对使这次会议开成全面拨乱反正的重要会议，可以说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发言在会议简报全文刊出后，立即引起到会同志的强烈反响。我参加华东组的讨论，全组同志一致表示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意见，认为有必要尽快解决这些重大历史遗留问题，这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其他各组也都表了态，一致拥护陈云同志提出的六点意见，有的组还补充提出了一些需要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会议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了。
会议进行到后期，讨论经济问题时，陈云同志于12月10日在东北组作了第二次发言，一共讲了五点意见，他首先讲的第一点意见，还是农业问题。他提出“在三五年内，每年进口粮食可以达到两千万吨”。以利于缓和农业的压力，减轻农民的负担，给农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他尖锐地指出：“建国快三十年了，现在还有讨饭的，怎么行呢？要放松一头，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如果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恐怕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会带队进城要饭”。又说：“进口粮食多一些不要紧，农民稳住了，事情就好办了。……进口粮食的时间，不只是三五年，时间还可能长些，数量则可能少些（5）。”陈云同志认为，这是大计，这是经济措施中最大的一条。陈云同志在讲话中，还提出了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而进，要给各省市一定数量的真正的机动财力，以及生产和基本建设的材料供应都不能留缺口等问题，并特别强调要重视旅游事业的发展，风趣地说这是“风景出口”，每年可以收入几十亿美元的外汇（据我所知，在中央领导同志中首先提出重视和发展旅游事业的，是陈云同志）。我看了会议简报刊出的陈云同志这篇重要发言，当时的心情可以用“惊”、“喜”两个字来形容。“惊”的是没有想到全国的农业破坏得那么严重，粮食紧张到那种程度。“喜”的是陈云同志在中央又有发言权了，又可以领导全国的财经工作了，一开口就讲进口两千万吨粮食，这是多么大的魄力，这能解决全国多么大的问题呀！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我看到陈云同志虽然年事已高，但思想还是那么敏锐，观点还是那么鲜明，讲话的稿子还是亲自动手写，讲话的风度还是那么与众不同，心里真是高兴极了。这也是一“喜”。
上面列举的很不全面的一些情况和论述，可以说明陈云同志对农业问题作了多么深入、全面的研究，他的经济思想中农业问题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人人皆知的“无农不稳”、“无粮则乱”的经典名言，可以说是陈云同志对农业问题重要性的高度精辟概括。
六
陈云同志始终一贯地从关心人民生活出发，重视手工业、轻工业的发展。旧中国的工业，大量的是手工作坊，现代轻工业很少，重工业则几乎没有。人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很多是靠进口解决的，什么洋布、洋火、洋油、洋蜡甚至洋面粉等等一类的洋货，到处充斥市场。新中国成立后，非常重视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当时，陈云同志主持的政务院财经委员会机构很精干，但却分别设立了轻工业处、地方工业处和重工业处三个管工业的处，筹划迅速恢复和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首先重点抓的是轻工业和手工业生产。
我国传统的手工业，历史悠久，许多名牌产品，家喻户晓，享誉中外。陈云同志对之极为重视，十分关心它的发展。建国初期，陈云同志每到一处，都亲自做市场调查，都要看看小商品的供应情况，都要问问手工业的生产情况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中财委”的会议上，我就多次听到他讲要保护和发展传统的名牌手工业产品。如张小泉剪刀，王麻子菜刀，等等。据张劲夫同志回忆，1950年春，陈云同志在广州布置完种植橡胶的工作，就去到杭州，在杭州听取了省里的情况汇报后，就要劲夫同志陪他到大街上走走。“他在街上，主要看街两边的铺面，一边走一边数着招牌。看完后，他概括地说，杭州手工业发达，张小泉剪刀，王星记扇子等，在全国都是著名的”。在实际工作中，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安排中，他都对手工业生产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曾说过：“手工业合作化宁可慢一点，使天下不乱。如果搞得太快，就会出毛病。”陈云同志曾陪同毛主席一起听取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汇报，会上毛主席也提醒大家说：“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6）。”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加上“瞎指挥”、“共产风”等等，给手工业生产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城市中的手工业合作社，大部“过渡”、“升级”，变成了“二国营”；农村的手工业合作社和个体手工业生产者，变成了社办工业的一部分。这种生产关系的变革，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严重挫伤了广大手工业者的生产积极性。全国的手工业生产，很快就大幅度下降，品种质量问题也很突出。这件事，曾引起毛主席的重视并发了话，李先念副总理亲自批了一部分材料给轻工业部和手工业合作总社生产头发卡子。问题严重到何种程度，可想而知。
陈云同志对手工业方面存在的问题极为重视，并采取了很多措施予以解决。1959年4月，他在写给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的信中，明确提出：“要专门安排一下日用必需品的生产。在安排工业生产的时候，应该专门拨出一部分原料和材料，安排日用必需品的生产。原有生产小商品的工厂，如果已经改行，应该让它们‘归队’，恢复生产。特别是原有的手工业合作社，由于改变为地方国营工厂或合作工厂，统一安排生产任务，不能单独生产和经营，大量的小商品停止生产了，现在应该组织它们重操本行……以便发挥这些手工业者的积极性，增加手工业品的数量品种（7）。”贯彻执行陈云同志的这一重要指示，手工业生产开始有所好转，但由于当时总的指导思想还是“左”的，还在继续“跃进”，所以没有也不可能出现本质性的变化。进入经济调整时期后，陈云同志亲自到苏州等地进行调查研究，继续为研究恢复发展手工业的政策方针问题，做了大量的工作。
据我所知，1961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中央工作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手工业35条”）中，采纳了陈云同志的很多重要意见。
下面我讲讲陈云同志亲自为杭州张小泉剪刀厂建立的“剪刀博物馆”题写馆名的情况。1993年9月我去浙江省作点调查，了解轻工业、手工业的生产情况。上旬到了杭州后，我就到张小泉剪刀厂去参观。时隔多年，这次一看，真是“今非昔比”，剪刀的生产条件大为改善，产量比过去几十倍地增加，经济效益是很不错的，工人的生活也都有了明显改善。在与厂里的干部座谈中，戚永兴厂长告诉我，厂里要自筹资金建一个“剪刀博物馆”，展示中国剪刀的发展史，反映张小泉剪刀厂的厂史。我听了很高兴，认为这是一件大好事，表示完全支持。接着，戚厂长就提出要我请一位领导同志给题写馆名，我当即表明陈云同志是我党的一位德高望重的中央领导同志，长期领导全国的财经工作，一向重视支持手工业发展，经常提到张小泉剪刀，建议请陈云同志题写。永兴同志说，如果陈云同志给写，那是最好了，是求之不得的，就怕他老人家不肯写。我说：你亲自给陈云同志写封信，报告这件事，恳请他老人家题写馆名。还说：你的报告信写好了，交给我，由我亲自给你转送，并说我想陈云同志可能答应你的请求。当天戚厂长就把写好了的给陈云同志的报告信交给了我，我当即也给陈云同志写了一封信，一方面简要报告了张小泉剪刀厂多年来的发展情况，报告了他们要利用自己的资金在厂区里建设一座剪刀博物馆，另一方面也恳请陈云同志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能挤点时间题写馆名。厂里的报告和我写的信，通过浙江省委办公厅机要处转送北京陈云同志办公室后，我就到台州、绍兴等地去了解情况，作调查去了。我9月下旬从浙江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即给陈云同志办公室打电话，询问是否收到了报告信，陈云同志是否同意题写馆名？我的话还没有说完，秘书同志即告我：陈云同志已经写了，两天前就寄出去了。我听到这一信息，那个高兴劲简直没法说，立即给浙江省二轻工业厅的负责同志和戚永兴厂长打电话，报告他们最想知道的这一好消息，并请他们注意查收，千万不能出差错。不几天，他们就给我回了电话，说明陈云同志的墨宝已经收到了。不久，剪刀博物馆建成了，陈云同志题写的“剪刀博物馆”五个强劲有力、金光闪闪的大字，就高悬在博物馆门前。陈云同志亲自题写“剪刀博物馆”的馆名，这再次充分说明了陈云同志对手工业的关心和重视。
七
陈云同志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就是大家熟知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和“交换、比较、反复”15个字，前9个字是唯物论，后6个字是辩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陈云同志不但提倡这15个字，自己也是身体力行地照着这15个字行事的。
建国初期，中财委是代表政务院统管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领导机构。为了做好工作，陈云同志经过深入思考，明确提出中财委的工作方针，是“依靠各部，相信大区”。中财委按照陈云同志的意见，建立了两项很好的制度：一是每旬、每半月或一月（视具体情况而定）用电报的形式向各地方、各部门发一次通报，通报全国重要的财政经济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使各地方、各部门和军队的负责同志及时了解全局的情况和问题，以利于交换意见，统一看法，共同齐心协力地做好工作。二是中财委建立了集体办公会议制度，就是每星期二、五的上午，由陈云同志主持召开中财委办公会议，中财委的负责同志和财经各部的部长或副部长参加，听取汇报，通报情况，讨论决定全国性的重大财经问题，以及各部提出的要中财委解决或协调的重要问题。办公会议充分发扬民主，赞成的反对的各种意见都可以讲，经过集体讨论，取得统一认识的，就集中作出决定，分头去办。如果对某个问题、某件事情意见不一致，一时又统一不起来，则不匆忙作决定，而是请大家再考虑，留待下次或以后的会议再讨论、再决定。这种集体办公会议制度，既减少了公文往来，去掉了文牍主义，又利于直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集思广益，民主集中，解决问题既快又稳妥。正因为陈云同志一贯地、身体力行地照着自己提出的上述15个字去做，所以，他提出的意见，拿出的主张，总是切实可行，击中要害，行之有效，令人折服。回顾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每当陈云同志的意见、主张被重视被采纳，并付诸实行的时候，我们的经济就稳步、健康、快速发展，或迅速扭转被动局面；反之，陈云同志的意见、主张不被重视，未予采纳，甚至没有了发言权的时候，我们的经济就出现波折，就遭受损失，就走弯路。几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实践都证明，陈云的经济思想、经济著作，是我们党和全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注释：
（1）《陈云文选》第1卷第138页。
（2）（3）（4）《陈云文选》第2卷第61、138、242页。
（5）（7）《陈云文选》第3卷第236、126页。
（6）《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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